溪流笔谈▏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什么这么难？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然而，这其中有多少专利创造出了经济效益？据了解，在知识产权领域，专利权维持有效的时间，代表了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2017年，在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中，维持时间10年以上的仅有4.6%，而国外维持时间10年以上的有22.8%。那么，一边是专利拥有量逐年增加，另一边是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大量科研“只开花，不结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目前，国内高校科研经费中已有30%来自企业，规模是10年前的3倍；各类科研机构来自企业的经费更是达到10年前的4倍。中央企业牵头或参加的国家及地方技术创新联盟近500个，年度经费支出约10亿元；参与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多达1.36万个，已累计支出经费150多亿元。
长期以来，隶属于不同系统的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由于客观上受到体制藩篱的制约，往往只能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合作，强调“企业出钱、学校和科研院所出力”，采取“点对点”的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和联合开发，多以“短、平、快”的合作项目为主，以局部的、阶段性的合作方式为主，以解决一般性、临时性的技术问题为主。
各方合作人员、机构、项目、经费等都不稳定，难以实现对某些重点技术领域的持续稳定联合研究、人才培养以及相应的知识创造、积累和共享，无法有效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和重大技术难题。
科研成果是否具有转化的价值？
“经济科技‘两层皮’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一些高校或科研院所重视用科研成果获得职称评定，却对成果的产品化、商品化观念淡漠，造成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变成毫无价值的“陈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科研成果其实并不具备转化的价值。
一方面，科研过程中脱离应用使得成果没有可转化的价值。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本来就应该立足应用需求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大多数科研人员没有和应用一线紧密联系，他们研究的所谓科学问题大多数是自己构想出来的，这些拍脑袋产生的问题往往跟实际情况差距很大，不是超前太多，就是条件限制太大，在实际中不会出现。
理论上为了好看、为了能够求解，往往我们会增加一些约束，但是如果脱离实际纯粹为了理论方便可能就会出现没有意义的所谓理论成果。有些情况下，我们设想的应用场景跟实际需求不一致，导致当前不具备应用的可能性。这些原因从根本上就决定了成果的价值就根本不是应用，而是科学训练或者智力训练的需要。
另一方面，科研成果的不系统性使得成果不具备商业转化价值。我们做科研往往瞄准一些热门方向，包括国家重大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热门领域中尽快积累一些成果，但是一个具体的应用需要的是整套系统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中有些环节并不在热门领域中，这使得许多科研成果成了空中楼阁，没有其他配套的技术作为辅助，某些看似先进的技术其实等于给有实力的国际大公司做了嫁衣裳，自己没有收获。
再一方面，很多项目是为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而订立的。在完成初期实验后，国家、院校很少有多余的资金支持老师的进一步研究，这就导致了项目的夭折和中止。学校不能进一步提供可试行的场所、资金，老师也有其他项目和教学工作在身，没有更多的时间。
科技成果转化难在哪儿？
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丰富且总量逐步增加，但转化数量仍然偏少，转化成功率高的科技成果更是稀有。“高校的技术发明很多是闭门造车，不适合我们的现实需要。”这是企业界普遍的共识。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必须紧紧围绕用户的需求体验，而老师的研究除了纯理论性较多外，而围绕市场的研究时间长、周期多、成熟度要求比实验室高出许多，这也导致了高校的科研成果较难转化。
传统体制下，科研活动主要由实力雄厚的高校、科研单位承担，国家财政资助的科研设施和科技成果在内部封闭运行，由于不需要经历市场竞争，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动力不足，难与市场贴近。“用财政资金的研发项目，转化落地成功率并不高。”一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人士坦言。
科研人员对成果的创新性、市场应用性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与企业需求和产业技术发展有较大差距。在现行考核体系下“重研发、轻转化”、“重论文、轻专利”等现象仍然存在，这导致科研人员片面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对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国企大而不强、外企强而不为、民企长而不大，而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产业低端，对成果转化‘有心无力’，这是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的现状。
一方面，科研人员希望获得企业的资助，但是自己不努力接近企业；另一方面，企业抱怨缺少“高大上”的科研成果，但是自己不愿意组建高水平团队进行深度成果转化，也不愿意持续投资一个研究团队。如果这种供需之间的矛盾只要继续存在，我们的所谓成果转化都是一句空话。
虽然政府越来越重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也做了不少的尝试，包括搭建独立的网站、发布高校科技成果等。但是在国际上，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是其成果走向市场的重要环节，如设立咨询公司、高校中介公司，但是现在高校很多都是在其科技处下属设立一个部门，老师也只是兼职负责成果转化工作。
实际上，市场上对于不同类型的技术有其自己的规律，脱离实际的漫天要价只会让投资人觉得单位“不懂事”。如果技术持有人最终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好处完全不成比例，这样的转化也不会持久。应该鼓励科研人员拿着成果进行转化，单位可以不要任何股权或者其他利益，只要这个技术在中国被转化，就算是对得起国家的投资，否则过几年，大多数技术都没有任何价值。
科研成果转化要避免掉入“陷阱”
付林原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博导，他掌握的一项技术可以大幅提高发电厂废热的回收量，将其转变为北方供暖的热能，从而减少煤的消耗。在这项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付林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2017年5月被正式提起公诉，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
这是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在科研成果转化中被控犯罪的一起典型案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出台了诸多鼓励科研人员实施成果产业化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科研人员直接推进成果转化面临着现实的风险。付林案之所以引发关注，恰恰暴露了科研成果转化中科研人员的沉重尴尬。
实践表明，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去进行产业化，不但会涉及利益纠纷，本身也不利于科研成果产业化。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要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往往要自己“下海”组建公司，具体推进成果转化工作，这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公司经营如何与课题研究“分离”。近年来多起科研人员被起诉的案件，大都与科研人员成立与课题研究、成果转化的“关联公司”有关，科研人员被指利用关联公司侵吞、贪污科研经费。
其二，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实施转化和经营，貌似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他们需要把主要精力用到这项成果上，而难以再开展其他研究，同时还因为缺乏企业经营经验，可能导致成果转化和经营失败。可见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推进、实施转化，是最不专业、最缺乏效率的方式。
真正双赢或多赢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模式，是教授做教授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中介做中介的事。一方面，科研人员在进行应用型科学研究时，应当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坚持市场导向和需求导向，将研究和产业需求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具有产业化的前景。另一方面，要明确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角色和职责，应当由专业的机构去实施成果的中试、孵化，孵化成功后再由企业进行量产。
由专业的中介机构进行成果的中试、转化，可以对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估，科研人员可以从成果转让中获得收益。如果在成果转化中需要科研人员持续支持，高校可以给科研人员选择空间，比如花一段时间在企业中担任顾问、技术指导，然后这段时间后，必须做出要么继续当教授、要么留在企业的选择。
实施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发挥科研人员、中介机构和企业各自的优势。对科研人员来说，可以将更多精力专注于科学研究，同时也有很好的机制去推进成果产业化，可以从产业化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利益，既消除了科研人员难以推进成果转化的担忧，也能让科研人员避免掉入科研成果转化的“利益陷阱”。
让企业发挥主体领军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说，科研工作是一场接力赛，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需要接力跑，搞基础的是一拨人，搞应用的是一拨人，搞产品开发的又是一拨人。目前，这个接力环节交接得不好。“应该建设一个接力区，促进各个环节科研人员接好棒，才能将从源头创新，到最后产生有用成果更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基铭认为，科技成果转化，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在“产学研用”体系中，企业要起主体领军的作用。科研、工程设计、生产要紧密结合，这样创新和成果就能跟着转型升级。在一些高校负责人眼中，缺少成果转化环节的科研循环之所以长期在高校存在，教师缺乏积极性是重要原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缺少市场化评估机制，造成科研机构惜售科技成果和企业不愿风险投入的局面。
事实上，科研人员要享受巨额转化收益并不容易。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技术团队实施成果转化后可获得72％的收益，由此产生的个人所得税高达400多万元。而要享受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需要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相关认定资料。但在科委这一头，相关文件已经废止，此路走不通。
从科研院所角度讲，科技人员是根据其对科技发展趋势及世界科技竞争态势的判断来确定科研方向，没有真正形成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依归的研发模式。这造成科研人员的技术研发活动在立项阶段就可能与市场需求不一致，导致具有转化价值的成果比例不高。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目前单独申报国家级课题难度依然很大。科研人员反映，申请课题过程繁琐，验收条件，往往和实际脱节。他们希望有关部门整合资源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化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解决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
因此，要让企业既扮演科研项目的“出题人”，又能成为合作项目的管理者，负责决定研究方向和参与成员，有效组织开展创新活动。推广实施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后补助政策，把决策权交给企业，支持企业自主决策先行投入创新。
在国家科技计划中，提升企业的话语权，加强自下而上地进行选题，多向企业征集具有科学意义且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研究课题。在国家科技项目申请、验收等环节增加来自企业的评委，促使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工作脚踏实地与企业实际需求及国家产业技术瓶颈结合。要鼓励并支持提出需求的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引导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要在大型企业建立首席科学家制度，首席科学家不同于企业分管科技的副总、首席专家、总工程师等，他们了解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技术发展前沿及趋势，具有全球化的视野，较高的学术权威及影响力，不仅能够引领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而且具备从产业需求提炼出科学问题的能力、与高校/科研机构沟通交流的能力、承接最新研究成果的能力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离市场最近，了解市场需求，能使创新成果及时、准确地满足市场需求；从提高创新效益的角度看，企业进行市场经营运作的经验丰富，科技成果由企业主导进行转化，才能让科技成果的效益最大化；从创新的效率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更强，更容易联合高校、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组织、金融机构等多方面资源，开展协同创新，从而最大限度提高创新的效率。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科技行业里深耕的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趋势更了解，可以更好地把握研发方向和技术路线的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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